跨境电商进出口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增长点，中国能否借助跨境电商实现下一代贸易规则的弯道超车，正成为各方关注重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8月中旬公布的一项宏观统计十分抢眼：全国13个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上半年进出口规模超1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一倍以上。其中B2B（销售人员直销）占比达到了六成。
亮丽数据背后仍有隐忧。除了“跨境电商”本身定义模糊带来的争议，几乎全球都在面临成几何数量增长的包裹与薄弱的海关监管体系之间的矛盾。
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对此寄予厚望，作为一个曾经把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用在钻研欧美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试图用专业和诚恳态度与国外同僚据理力争并达成共赢的人，他动情地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我这一代人的‘中国梦’之一，就是单纯从WTO（世界贸易组织）制度的执行者，成为新一代国际规则的制定者。”
而跨境电子商务正是他所看好的一个建立“中国声音”的方式。他认为，电商已经成为国际贸易非常重要的一种业态，然而目前尚未有相关的国际规则。中国理应凭借在该领域的先发优势，成为国际电子商务（或“E国际贸易”）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者，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之一。
定义“跨境电商”
若要判断行业走向，当务之急，便是厘清概念。虽然“跨境电商”四个字过去数年曾是投资圈热捧的概念，但落实到统计层面，却引发多方争议。核心是，跨境电商是否囊括B2B、B2C（面向个人零售）两种形式，各个机构的标准和估算的规模各有不同。这使得这一领域的真实规模一直处于接近但不能达到的状态。
从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来看，这两种形式，均被纳入其中。龙永图就预计，今年跨境电子商务将占到中国国际贸易的27%，到2020年占比可能达到37%。
但某接近海关总署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称，由于全球都没有跨境电商的精确定义和范围，因此海关无法统计，也未做相关统计。他举例称，比如要统计一个城市有多少年轻人，但“年轻人”的年纪没有区间定义的话，这个数字是无法统计的。
但一些机构已经多次在报告中，结合各种公开数据作出估算。比如，中信建投的两份跨境电商进出口报告显示，据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以及艾瑞咨询统计，纳入了两种形式。报告称，2016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6.7万亿元，近五年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达33.6%。预计2017~2020年还将保持15.7%的CAGR，2020年将达到12万亿元的规模。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出口跨境电商发展遇春风，2016年交易额达5.5万亿元，占跨境电商整体交易额82.1%。
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9月发布的《下一代贸易：E国际贸易》报告则只基于B2C统计，中国网民人数在全世界居于第一位，相当于美国和印度网民的总和。2016年，全球电子商务零售市场的规模是1.9万亿美元，中国网络零售额达到0.8万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支付方式也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去年，中国与个人消费相关的移动支付交易额达到7900亿美元，是美国的11倍。
综合以上几种方式，目前在跨境电商中，我国跨境电商仍以出口为主，而不论是进口抑或是出口，B2B的占比都较大。但进口（又称海淘）和B2C的成长性则大大高于出口和B2B的形式。
中信建投的报告称根据海关总署和商务部数据，2016年我国出口跨境电商交易额占整体交易额的82.1%。但伴随着国内消费升级的带动，以母婴用品、美妆、食品和轻奢类产品为主的进口跨境电商市场迎来快速发展，进口跨境电商占比不断提升，从2008年的4.2%上升至2016年的17.9%，预计2020年将达到25%。
从资本追捧的本质来看，B2C电商是以消费者为中心，借助了互联网“长尾理论”的经典商业模式之一。由于B2C的模式是平台上的消费者随时自动完成，类似于印钞机；而B2B的模式，若要增加规模，则有赖于销售人员人数的增加，这决定了B2C电商成长的爆发性要更强。以国际巨头亚马逊早期的售书模式为例，上个世纪互联网高速发展，亚马逊只用了7年时间就做到了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巴诺书店（Barnes&Noble）花了130年才达到的营业额。
如何为全球制定新一代规则
各类国际机构已经发现，快速崛起的数字化平台，正挑战全球既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模式，而政策并未实时反应，因为就在9年前，优步（Uber）、Instagram等公司还未创建。中国是否能够借助跨境电商，实现下一代贸易规则的弯道超车，正成为各方关注重点。
华盛顿时间9月20日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遭遇麻烦？制造业导向型发展的未来》显示，智能自动化、先进机器人和3D打印，成为判断某地区或国家作为生产基地是否具有吸引力的新因素。
负责报告的世界银行贸易与竞争力局高级局长安娜贝尔·冈萨雷斯（AnabelGonzález）称：“过去，制造业曾给非技术工人创造就业岗位，提高生产率。未来，发展中国家需要根据基础设施、企业能力和创造就业的战略进行政策更新，以满足技术上更先进的世界的需求。”
支付方式的变革也在配合改变贸易和投资环境，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下称“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2017数字化、贸易与发展报告》显示，随着电子钱包等电子支付手段重要性的不断增加，虽然在2014年，使用信用卡和借记卡支付的金额仍然占到电商领域全部支付金额的一半以上，但是到2019年前，支付卡的使用比重将降到46%。
有趣的是，就在今年4月，特朗普上任百日之内不断放出耸动之辞引发中美双边贸易人士关注，第一财经记者在广州广交会现场采访时，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中美贸易起起伏伏，来自芝加哥的杰克·欧布莱（JackObrien）却完全没有把这位总统各种保护主义的言论放在眼里，反而滔滔不绝地和第一财经记者谈起了亚马逊和互联网，“比起特朗普，互联网对我生意的影响大多了。”
“在美国，人们通过互联网购物越来越多，而通过实体店的越来越少，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但现在实体店也开始在互联网上设立平台，比如沃尔玛就花了33亿美元（约合217亿元人民币）收购电子商务初创企业Jet.com。”他提醒第一财经记者。
2017年，美国零售业实体门店正在经历寒冬：西尔斯百货（Sears）将申请破产，电子卖场RadioShack申请破产，MCSports宣布破产并关闭68家门店；杰西潘尼百货（JCpenny）今年关闭138家门店，梅西百货今年关闭68家门店。
而在过去的全球贸易规则谈判中，美国曾多次试图主导电子商务规则体系的建立，却一再由于机缘错过。
龙永图回顾了全球电子商务规则体系的历史。曾经，WTO内部各成员方分歧过大，导致多年停滞不前。之后，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包含的跨境电商初设体系，在他眼里，显得相当有分量，“不过，（TPP）被他们自己推翻了”。
他介绍说，中美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对于数字化规则的制定侧重点不同，中国货物贸易占优势，强调以此为基础；而美方则服务贸易主导，强调数字趋势，希望包括软件、游戏、音乐等产品完全免税，进行自由贸易。
他建议，新阶段，应该将跨境电子商务的业务做扎实做上规模，再慢慢理顺业务流和监管模式，最终将这些中国经验形成中国模式，并向国际组织提交方案。而在过程中，应该加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沟通、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以及中国企业彼此之间良性竞争合作。最终，主动向国际相关组织密切沟通，争取形成国际贸易新规则。
面对国内政策过去一年来的波动，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不管是哪种形式的跨境贸易业态，有关部门不要匆忙否定，也不要急于下结论，因为市场会决定谁是主体。
|
